在裁撤五部的同时

2019-04-27 09:27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言详解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之主义、政纲,并将“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列为民众动员的要政之一。(3)在直属于中央党部的农民部的推动下,《农民协会组织章程》迅即出台。章程要求解散旧式士绅农会,设立包括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农村之手工业者及在农村中为体力的劳动者在内的农民协会。拥地百亩以上之地主及豪强土劣作为革命斗争的对象,被断然排除在外。这一章程虽然以国民党的名义发表,但是实际的组织工作则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在中共的强力动员下,农民协会呈现爆炸性的增长,在广东、江浙、两湖地区,农民协会成为“革命主要势力之一”(4)。

1924年,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国民党中央颁布《农民协会组织章程》,宣布农民协会是“本三民主义解劳动阶级之意志,集合全国受压迫之贫苦农民而组织之。”(1)这可被看作是国民党对中共早已推进的农运路线的认可。不过,在大革命时期,中共一直掌控着农民协会及农民运动的发展进程。在农民协会这一组织形式下,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对于国民革命的推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让国民党右派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国共合作失败以后,国民党对革命式的农民协会进行了清算。但是,国民党并未放弃社团式的民众动员方式。在南京建政后,国民党确立了新的人民团体及民众训练方针,对工人、农民及商人团体进行系统整顿,新的农会组织也由此建立。对于国民党的这一段心路历程,学界的理解与研究其实不够。较为主流的观点一直强调中共在农民运动中的成功和国民党的失败,而忽视了国民党在执政后的农会重建。(2)基于农会组织的普遍性及其在国民党农民组训及农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可为观察国民党在执政后的党农关系提供一个有效的视角。

国民党的组织力量并没有真正深入农村基层,农民运动完全由中共所掌控,亦由此引发国民党右派的疑惧,右派对于“联俄容共”政策的不满日益增加,对农民协会脱离自身掌控的现状忧心忡忡,“一切农会工会,都是受国民政府的保护而成立的,如果没有本党,农会、工会,决无从存在,然而共产党人,却打着本党的旗帜,钻入农会、工会里面,暗中布置他们的党羽,渐渐的将农会、工会把持住了,反而对农工群众说,国民党是不能代表农工利益的,代表农工利益的只有共产党,”(5)国民党右派在争夺工农民众方面的严重挫折感也可以说是其背离革命的诱因。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农会组织的建设并未放松。为了推进农业发展,稳定农村社会,抑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发展,国民政府在1947年对《农会法》再次进行修订,并要求全国各地对农会进行改组整顿。同年,省市农会增至34个,市县农会1271个,乡区农会17755个;1948年4月的统计,省市农会35个,县市农会1298个,乡区农会23389个。(16)在原沦陷区,要求重新建立农会组织,加强农民训练。从统计数字看,在战后几年间,农会组织成倍递增,会员数量增长十余倍,可见国民党在国共内战的激烈时期也未放松对农会的督建,农会的普遍建立也使国民党及政府在正式的基层行政及保甲制度之外多了一条面向全体农民的组织渠道。

在农会的法律地位方面,该法第二条规定农会具有法人地位。此条不应简单从字面上加以解释,还须结合其历史背景加以理解。在国民革命时期,农民协会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号召之下积极参与革命动员,居于“准政权”的地位,也产生了诸多被国民党认为脱序的行为。在训政体制之下重建农会,既是对农民结社权的认可,更是将农民纳入体制、归于秩序之内的不二途径。依第十三条的规定:乡区农会只要有符合会员资格50人以上者同意即可发起。农会系农民组建的会员制社会组织,与商会、工会一样,具有法定的权利和义务(18)。法人地位的确立对于农会来说有积极意义。据此,政府允许农民自愿或在主管部门的引导之下组建农会,但农会也须遵守社团及农会法规,是寓自由于调控,化他助为自助。问题是:普通农民未必会懂得“法人”一词背后的法律意义,国民党和政府是否又会真正理解尊重农会的“法人”权利?

在“分共”、“清党”的过程之中,农民协会也遭到清算,各地农民协会或被解散,或遭禁压,农民自卫军被撤除,原为革命打击对象的土豪劣绅沉渣泛起,再次掌握了乡村的话语权。独掌大权后的国民党在民众运动方面并没有多少自信,它将自身的失败首先推给了共产党,“共产党人操纵了农工组织,把持农工团体,竭力煽动阶级斗争,以妨害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建设。”北伐以后,“这种组织常为奸人所利用或把持,有时使人民与革命政府之间形成对立,而且颇妨害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6)这一总结基本成为国民党历史之定论。

在农会宗旨方面,该法第一条规定:“农会以发展农民经济,增进农民智识,改善农民生活,而图农业之发达为宗旨。”与此相应,在规定农会有协助地方政府及自治机关开展农业改良、推动农村合作等职责,允许农会可以设立下属的专业性发展机构。这里主要规范的是农会的经济职能,这与国民党对于中共领导下的农民协会过于着重于阶级斗争的批评是一致的。在执政以后,国民党期待恢复秩序,发展生产,以经济的发展来赢取民心,最终达到与中共争取农民的目的。该法第四条强调农会需要协助政府推行农政,第五条强调须接受政府之委托,寓示国民党及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视农会为国家力量的延伸,农会负有协助政府施政的职责。

既然在组织农民协会方面遭遇重大失败,那么南京建政后的国民党是否完全放弃了这一组织形式呢?并非如此。1928年2月,国民党裁撤工人‘农民、商人、妇女、青年五部。在裁撤五部的同时,设立了直属中央党部的民众训练委员会。10月,国民党颁布《训政纲领》,宣布在训政时期,由国民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与此相应,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原则及方针进行了深刻反省与全新设计,这集中体现在同月由民训部制定的《民众团体组织原则及系统》这一文件中。文件承认国民党在过去的民众运动中犯有诸多错误,但是罪不在团体,而在于组织方法,“民众团体本来是民众一方面为维护其特殊利益,实现其特殊要求所组织,同时又为谋民族的国家的共同利益而组织的。在为民众而革命的本党之下,决不应使之停顿或令其消灭。”过去民众运动的错误其原因“在于共产党的领导错误,决不是在民众团体组织原则及组织系统。民众团体的组织原则、组织系统与民众运动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7)在军政和训政的不同时期,“民众团体本有两种的使命,其一为破坏的,,其二为建设的。在军政时期,民众团体的使命在向军阀政府及反动势力作政治的斗争。训政时期开始以后,民众已有了组织的自由,和参与政治的地位,已可以向革命政府提出其要求使订定于国法,其使命一变而为发展产业及提高文化,并协助国民政府整个的计划和一致的步骤之下,从事于革命的建设。”(8)由破坏的转为建设的,由动员式的转为组训式的,这正是国民党重建民众团体的政治方向。1930年7月17日,国民党颁布了《修正人民团体组织方案》,规定,人民团体除地方自治团体外分为职业团体与社会团体两种,党部、政府与人民团体之关系规定为,本党对于依法组织之人民团体应尽力扶植,并加以指导;对于非法团体应严加纠正或尽力检举,由政府制裁之。(9)全国性的民众团体组织发展方案已经基本成熟。

较具争议的是农会的会员标准。该法第十六条规定:“凡中华民国人民,年满二十七岁,得为农会会员。有农地者,耕地农地面积在十亩以上,或园地面积在三亩以上之佃农;中等以上学校毕业,习农业者。剥夺公权,有反革命行为,禁治产者不可入会。”显然,国民党此时认同的农会,是有产者的农会,而雇农和耕地面积小于十亩的佃农则被排斥在外。将之与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农民协会相比较,可以发现两党对于农民理解及倚重力量有很大的差异。在中共组建的农民协会中,富农、地主被排斥在外,甚至成为革命的对象;在国民党重建的农会之中,有农地者及地主则被广纳其中。新法也将剥夺公权、有反革命行为、禁治产者排除在外,为阻挡共产党农运分子设立防线。